【姓名】 丁秋生
1913年10月，丁秋生出生在湖南省湘乡县莲花桥一个穷苦人家。他还未出世，父亲就外出谋生，从此下落不明。为了活命，7岁的丁秋生随母亲逃荒要饭来到安源，11岁进煤矿当童工，一干就是6年，受尽了剥削和压迫。那时的旧中国，军阀混战，民不聊生。丁秋生与矿工伙伴们不懂得阶级，不懂得剥削，总是埋怨自己生不逢时，天生命苦。
这时，毛泽东、刘少奇、李立三等人先后多次来到安源，向工人们传播革命真理，组织了工人自己的团体——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，使许多受苦受难的“炭古佬”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影响下，一天天觉悟起来。当时，丁秋生因年纪小，不是俱乐部的会员，也没参加过夜校，但路矿工人俱乐部的许多活动，许多为了维护工人的基本利益而同资本家进行的斗争，对他影响很深。他知道：工人俱乐部是工人自己的组织，工人俱乐部好!
1929年，毛泽东在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上，提出从斗争的工农群众中创造出新的红军部队的主张，并于1930年农历八月初，亲自率队来到安源扩大红军。“毛委员到了安源!”“毛委员要向工友野战军领导在一起讲话了！”消息传遍了安源路矿的井上井下、街头巷尾。工人们奔走相告，翘首以待。
一个炎热的下午，工人俱乐部门前的广场上聚集了几千路矿工人。广场前，用木板搭起了台子，摆着几张方桌，几条长凳，台子两边挂着长长的红布，上面写着“打倒资本家，工人求解放”、“砸烂旧制度，建立苏维埃”。只见几个人走上台子后，在场的人们情绪顿时沸腾了，纷纷站起来，摇动着手中的三角形纸旗，呼喊着口号。这是丁秋生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这样的集会，第一次见到毛泽东。他和小伙伴们，年纪小，个子矮，为了看清这一切，便爬上了紧靠台子一侧的一棵大柳树上，把热烈的场面看得清清楚楚。只见毛泽东穿一身灰布衫，一副知识分子的模样，他声音洪亮，打着手势，说了许多工人们一听就懂的道理。毛泽东讲，工人干的是牛马活，吃的是猪狗食，是命苦吗？不是！根子是穷人身上压着三座大山。所以，工人、农民要解放，就要团结起来，拿起枪杆子，打倒帝国主义，打倒封建势力，打倒贪官污吏，推翻旧制度，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，由工人、农民来当家作主。最后他提高嗓门，号召大家参加红军。
多少年来许多工友总是想不明白的问题，被毛泽东几句话就点明了。丁秋生感到一股暖流涌遍全身，一种热情激励着他，当时他就下决心要跟着毛泽东走，跟着红军走，摆脱贫困，再不受压迫。于是，他满怀喜悦地回家告诉母亲他要参加红军。母亲一听，既惊讶又难过，她舍不得与她相依为命、年小体弱的孩子，又顾虑他走后家境会更困难，说什么也不同意，哭得很伤心。后来，母亲见丁秋生执意要参加红军时，就把他反锁在屋里。丁秋生急坏了，好在他知道红军还不会马上走，便哄骗母亲说：“我听你的话，不去当红军了。”这才稳住了母亲的心。过后，丁秋生悄悄地到红军队伍上报了名，并像往常一样，天天照常去矿上做工，度日如年地熬过了那短短的几天。当部队通知出发的时间和集合的地点后，丁秋生仍以上工为名，默默地告别了亲爱的母亲，告别了安源路矿，与1000多名安源路矿工人一起参加了红军。他被编入第三军团特务连四排，从此踏上了革命道路。
1934年，中央红军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利，红军被迫开始了长征。从江西瑞金出发前，丁秋生被调到了军委红星纵队当民运干事，主要任务是为中央军委领导机关打前站。丁秋生每天和中央领导同志接触很多，与毛泽东也逐渐熟悉起来。
遵义会议后，丁秋生调任干部团一营政治委员。红军离开遵义之后，在行军过程中，毛泽东经常向接触过的干部询问部队情况和一些干部的家庭背景、参加革命后的经历等。有一次，当毛泽东听说丁秋生是从安源出来的，就感慨地对他说：“安源出来的人现在剩下的已经不多了。”
长征到达毛儿盖时，中央红军准备过草地，陈赓团长让丁秋生带领收容部队殿后。当毛泽东听说丁秋生执行收容任务时，再三叮嘱他：“一定要把掉队的同志照顾好，尽量让每一个同志都走出来，有困难要及时报告。”丁秋生见中央机关带的东西多，就执意要把缴获的一匹枣红马留下来。丁秋生这匹马毛色油亮，非常健壮，是在与国民党军的一次战斗中缴获的，丁秋生特别喜欢，精心饲养着。毛泽东在行军途中见到这匹马时，还称赞说：“真是一匹好马哟!”丁秋生早就想把这匹马送给毛泽东，送给中央机关用，此时正好是个机会。但毛泽东和周恩来坚决不同意，说应该把马用到最需要的地方，并说：“你们殿后，掉队的同志多，伤员多，更需要用马。”毛泽东还拍着枣红马对丁秋生风趣地说：“我们的马也是革命的功臣。”后来这匹马真的发挥了很大的作用。它开始驮粮食，后来驮伤员，最后终于累倒了。眼看着马怎么也站不起来了，丁秋生不忍心看着它受罪，又不忍心亲手杀了它，便让几个战士把它杀了，马肉又使这些饥饿的红军战士们坚持了好些天，终于走出了草地。这匹枣红马挽救了不少红军战士的生命。1935年9月，干部团缩编为干部营，丁秋生被调到中央通信警备连当指导员。后任红25军第73师215团政治委员，军团教导营政治委员。
抗日战争时期，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组织部干事、股长，政工干部训练队队长兼政治指导员、分校政治部党务科科长，军委工程学校政治委员，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一旅政治部主任，鲁南军区政治部主任。解放战争时期，任鲁南军区第八师政治委员，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政治委员，第三野战军二十二军政治委员兼宁波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任第七兵团兼浙江军区政治部主任，浙江军区副政治委员，华东军区干部部部长，海军北海舰队政治委员，南京高级步兵学校政治委员。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。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、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，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。
1995年1月4日在北京逝世，享年82岁。